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1、伏尔泰和中国文明

(1)、第因为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原因，他经常和外国人来往，成为朋友，比较了解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更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能够将心比心的针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不是向西方灌输或宣传，更不是炫耀什么“软实力”。林语堂把外国人当朋友，同情的了解。 

(2)、历史著作是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仅仅限于知道或者确定历史事实而已，从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中寻求出某种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原则或规律，而且还要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提高到一种理论的高度上来，要总结出一种理论观点来，这才是历史学家所要做的。

(3)、上面简略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思辨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试图探索历史事实的背后的规律、法则或意义；然而他们却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性，缺乏严密的、科学的与逻辑的分析。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不能建立起坚实的科学体系。

(4)、在《风俗论》有关“元末起义”的相关章节中，伏尔泰将起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成吉思汗家族的第9个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喇嘛教士，激起了子民的怨恨，与喇嘛为敌的和尚首先发难。一个原先是和尚庙雇工的冒险家，带着几名强盗，自立为被朝廷称为造反者的首领”⑩。在此，伏尔泰认为和尚与喇嘛间的纷争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这无疑是法国胡格诺宗

(5)、22《明史》卷77《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0页。

(6)、跟我们所处的社会各方人士搞好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

(7)、中国人强调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有三个本不能忘。根据《荀子•礼论》所言，第“天地者，生之本也”，没有天地哪来的万物，因此天地不能忘；

(8)、自1582年抵达中国起，利玛窦神父就致力于研习中国文化。他在研习中逐渐懂得了中国文化重现世，重人事，重视宇宙间万物和谐的特点，并从中汲取养料来改造传统的福音传播方式。他允许中国新入教者继续按照本国传统祭祖敬孔，自己也定期前往孔庙在孔子牌位前顶礼膜拜，以此来显示他对儒学的尊崇，表达自己希望中国化的诚意。

(9)、奥古斯丁之后一千多年，在法国又出现了一位历史哲学家──鲍修哀鲍修哀是法国近代初期的历史学家,他于1681年出版了《通史论》。《上帝之城》和《通史论》在基督教历史哲学中可以说这是两部最重要的著作。

(10)、西方思想界对汤因比毁誉参半。赞誉者认为汤因比开辟了历史哲学研究的新道路，他的“发现”可以同哥白尼、伽里略、牛顿相媲美。甚至有人认为真正发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理论就是汤因比的理论。然而也有人极力反对汤因比的学说，认为它是一钱不值的伪学术。

(11)、然而10年之后，伏尔泰笔下的孔夫子却不再具有这层宗教面相。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12)、伏尔泰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仅仅是堆积历史事实，它应该用哲学的或理论的高度来理解。这个由伏尔泰创造的名词很快就在哲学和历史学的领域里获得了永久的地位。关于伏尔泰，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13)、 24﹝法﹞伏尔泰：《老实人》，载《伏尔泰小说选》，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4页。 

(14)、美国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藏 手持青花茶碗

(15)、 ⑧﹝葡﹞托梅·皮雷斯：《东方诸国记》。转引自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16)、57﹝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53-254页 

(17)、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18)、内容提要：十八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迎来了第三次高潮，欧洲学者纷纷用自己的笔触描绘脑海里的中国文化。其中对中国极尽赞誉者，当推伏尔泰。这位启蒙翘楚以欧洲人的独特视角阐述着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然而，伏尔泰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明清时期中国的文化误读。通过对其代表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将文化误读归整为比附型误读、工具型误读以及缺失型误读三类。尽管三类文化误读的形成根源不尽相同，但都对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19)、 63N.Standaert,ed.,HandbookofChristianityinchina,VolumeOne:635-1800,Leiden:E.J.Bill,2001,p.382-364此处指精通西方历算科技者淹没不彰，然禁教之后信奉天主教者并非难觅其踪。以徐光启家族为例，“其后人信仰生活在雍正、乾隆后高压禁教政策下仍可贯穿久远而未全然衰竭，其家族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主教世族。”参见刘庚华：《徐光启姻亲脉络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以孙元化、许乐善二家族为中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9第98页。 

(20)、 23《明史》卷17《世宗本纪》，第219页。

2、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描绘主要以什么时代为依据

(1)、(46)参阅“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2)、在中国文化里，文明就是教化，而教化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份；不光明白自己的身份，还要认同自己的身份；不光认同自己的身份，还要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3)、第一是积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或许不能解释清楚生命的来源、归宿与终极意义，但是你必须积极地履行你的道德义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积极性。

(4)、 38《史记》123卷《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3页。又见《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94-3895页。 

(5)、而孔子之所以应该受到尊敬，就因为他不这样作，他的教导中，没有如西方宗教中的先知或者使徒那样一种通过垄断神意而将自身变成神的企图，而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人，而且，在他的教导之下，中国人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伏尔泰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所助益。总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6)、伏尔泰(1694一1778)与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两个如此响亮的名字。他们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但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7)、维科(11)对于把历史改造成为一门“新科学”并而且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努力在神意之外去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相信理性的觉醒可以使人理解历史并掌握未来。维科于1725年出版了他的大著《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从中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简称《新科学》。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的中译本。

(8)、(24)孔德(Comte,Auguste.,1798-1857),法国社会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著有《实证哲学教程》等。

(9)、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晏婴见齐王，齐王夸奖他身边的一名叫梁丘据的臣子，说梁丘据很好，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他就按照我的意图去做，非常和谐。后来晏婴说，这哪里叫“和”，永远跟着你去做，这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我觉得今天社会上也有这种问题，高层领导往往听不到底层的声音，因为都被梁丘据这样的人过滤，他们不但说，而且还加油加醋，顺杆爬，越爬越高，或者是抬轿子，把领导的思想硬抬头，然后和真正民意就有了隔阂。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坏事的，上层常常是很英明的，一般老百姓也有很聪明的，可能就是因为梁丘据式的人物，使得下面的意志不能上达，形成互相欺瞒，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没有真实的现象被呈现出来。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对对话的理解就是面对面，而不是用一种思想去覆盖另一种，要有不同声音，然后才有中国文化的繁荣。 

(10)、无论如何，汤因比不失为当代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则是毫无疑问的。在汤因比看来，研究历史不但可以增长人们的智慧，而且历史思想也是维持人类生命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他说：历史知识“乃是一张告诉我们哪里有暗礁的海图。如果我们有胆量使用它，知识就可以变为力量和救星。”(49)这是对“历史无用论”的一个驳斥。

(11)、中国皇帝每年两次亲自用收获物来祭玉皇,祭“上帝”,祭天,祭“万有之本元”。而且,用的是什么收获物呢?是皇帝亲手播种的东西。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4000年,即便是动乱时期和极严重的灾年,也不例外。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新教派的诬蔑。革新教派常以同等乖谬的论据互相攻讦,结果是狂热信徒在叛逆者的引领下彼此兵戎相见。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

(12)、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13)、也可以说，“ 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学的形而上学，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何兆武先生语)。从现在西方一般发展趋势看，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似有逐渐替代思辨的历史哲学之势。20世纪在西方除了汤因比之外或许再也不会出现伟大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了。

(14)、(35)参看《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15)、 47《明史》卷12《英宗后纪》，第153页。

(16)、1770年，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坦陈他对研究儒学的热情：“我认真研读了他(指孔子)所有的著作，我做了摘录。我在那里边只找到最纯正的道德，没有一点江湖骗子的色彩。”伏公的《页边笔记》和札记本都向我们证实了上面那段自述的真实性。在《页边笔记》中，举凡涉及孔子，涉及儒学的著作，伏尔泰都做满了标记，画满了下划线；而在札记本中我们也能找到诸多有关儒学的笔记，有时甚至还有他整段整段抄录的孔子语录。此外，他的个人藏书中也收藏了大量相关书籍，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实了伏公所言为真。

(17)、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0月19日2版

(18)、伏尔泰以为中国的传统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宗教宽容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强大、繁荣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国文化的观察点是西方式的，而且，他本来的目的就不是要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实例来说明他从逻辑上确立起来的理想。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正是他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中为自己设立的批判参照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好例证。 

(19)、(5)见《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20)、那么，用人文的方法来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究竟要变成什么？就是把人们的恶习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化掉，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3、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小说

(1)、此后，伏尔泰在大量作品中更详实地介绍了孔子及儒家典籍，甚至直接征引中国智者的语录。这充分说明了，在“反无耻之战”中，他确实是更加用心地研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著述的。

(2)、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艺术，还包含生活方式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3)、第二种是反省的历史。在这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抽象的观念，用思想来概括一切；

(4)、(27)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07页。

(5)、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并不只是我们制作好了，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互影响。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谢阁兰、米肖等西方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

(6)、正是得益于这样一套传教法，利玛窦最终得以留驻北京。由于此法行之有效，利玛窦的继任们也大多照此办理，对中国人传统的家庭、社会礼俗网开一面。哪知，这种基于策略考虑，而且颇具人性化的做法却遭到了耶稣会传教士所有对手们的猛烈攻击：葡萄牙传教团的神父们，以及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神父们，相继向罗马教廷告状，称耶稣会士们允许中国教民进行迷信活动和偶像崇拜。

(7)、以孔子为代表的论述：人性是善良的，是天生的，没有在家里不爱自己的双亲的人，这就是孝；没有不爱自己的兄弟姊妹的人，这就是悌；既然在家里孝悌，你出门就爱你的长上，爱你的君王，爱天子，你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你就是有了忠、有了信，然后各种美德就越发展越多。这就是用人性来证明天道，用天道来指导政治。用天道来规范德行，就是道德。当然古时“德”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说的道德不完全一样，德很多时候指功能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是道。它又能用来证明这个世界的美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样就肯定了物质的存在、自然的存在，然后又用道德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崇高性。儒家在谈到理想的政治的时候，总要以周文王为例。因为周在开始的时候封地很小，方圆才100多里，但由于文王道德高尚，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道，符合人道，符合神道，也符合自然之道，当时叫做天下，他就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凝聚起来了。用姚雪垠《李自成》里的说法：民心就是天心。

(8)、我们也可以借用贝尔纳的一些看法，他在谈到科学哲学的时候曾经谈到，搞自然科学的人不愿间去研究科学哲学，搞哲学的人也不屑于去研究，结果导致很少有人去研究科学哲学(当然最近二三十年科学哲学的研究兴盛起来了，但当时确是那样的一种情况)。历史哲学的研究也有与科学哲学相类似的情况。

(9)、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他被广泛传颂的一句话是(为后人杜撰，非伏尔泰本人所说 )：“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10)、 42﹝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6-247页。 

(11)、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12)、《伏尔泰文集》10卷，收录有伏尔泰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和经典作品如《哲学词典》《风俗论》《老实人》等之外，还收录有鲜见或从未出版过中译本的作品，如《论宽容》，以及以中法双语呈现的哲理诗《咏里斯本灾难》，全面展示了“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的思想。

(13)、有学者认为：拉近这两位启蒙大师距离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中国共同的热爱。当杜尔哥仍是行政法院审查官时，他已与伏尔泰讨论过关于中央帝国的话题”。1761年杜尔哥被任命为利莫日总督。出发前，他写信给伏尔泰说：“自从我有幸收到您写给我的信，我自身就发生了变化……我被派往利莫日。我原本非常希望去格勒诺博尔，那个地方使我较容易到孔庙去朝拜几次，并能聆听大司铎的教诲。”法国的格勒诺博尔市距日内瓦只有区区百十公里的路程，而杜尔哥信中所说的“孔庙”实则就是“快乐庄”里的一处小礼拜堂，伏尔泰在那里面悬挂起了先师孔夫子的画像。至于“大司铎”，那自然就是伏尔泰本人。由此看来，在启蒙思想家心目中，伏公俨然就是儒学在法国的代表，一位可执掌“孔庙”的大主持。

(14)、我对《道德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天”字用得比“道”字多得多。这里的“天”是一个终极概念、神性概念，但是它和人合因为人性虽然有不同的说法，基本上是善良的。老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他才问：你能回到婴儿时代的单纯、美好、善良吗？我还看到一位老师分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容易接受？因为马克思主张性善论，西方的许多法制的设计则是出自于性恶的预计。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人这么明确地来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私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自私。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达到国家消灭、政d消灭、阶级消灭、警察消灭、军队消灭、法庭消灭，实际上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

(15)、以上就是这位旅行家描绘的一座位于杭州的花园——怪物和达官贵人灵魂的乐园。如此荒诞不经的内容，反映出这一时期中欧文化间缺乏基本了解。第二阶段是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末。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传教士、使节和商人开始频繁往来于东南亚和中国，在此基础上写就了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报告，将中国文化初步介绍给欧洲。尽管这一时期中欧双方逐步加深了解，但误读并未消除。在葡萄牙使节托梅·皮雷斯(ThomasPirez)的《东方诸国记》中：“中国人长得与欧洲人一样白皙，这个国家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和文明”。⑧一半是正解，一半是误读，二者始终相伴，文化误读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消失。第三阶段是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欧之间较深层面的文化交流始于这一时期。由于利玛窦(MatteoRicci)采取“和儒补儒”的传教政策，宫廷和臣僚们逐渐接纳了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西洋器物，公卿以下“咸与晋接”的局面。欧洲人则通过传教士、使团成员和旅欧华人信札和书籍，对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热(Sinomania)”席卷法国，罗可可(Rococo)风尚蔚然成风，甚至连国王路易十四也身着中国礼服出现在凡尔赛宫廷，反映出“欧洲人的一种中国文化情节”。⑨在学术界，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将自己对遥远东方古国的解读幻化为文字。尽管中欧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彼此间的文化误读依然存在。通过成书于这一时期的《风俗论》，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16)、53﹝德﹞狄尔泰，转引自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17)、伏尔泰试图把历史的和自然的一切事件当作普遍规律的必然产物来解释。虽然有时他也借助于上帝，然而伏尔泰的上帝既不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也不是鲍修哀的上帝。在伏尔泰那里，上帝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从伏尔泰开始，历史哲学从神学阶段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阶段。

(18)、对于软实力，我有这样的考虑，但是要加强软实力，我也没有什么可反对，可这不是我们的发出点，不是中国的本意，也不是今天所要宣传的最核心口号。 

(19)、43﹝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8页。

(20)、 17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饮冰室文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页。 

4、伏尔泰宣传中国文化的原因

(1)、古代希腊文明有过辉煌灿烂的成就。它产生过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出现过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严格说来，希腊人却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

(2)、我国曾有学者这样评价汤因比：“英国比较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世界各个文明体系作过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看法是：历史过程是循环的，一个文明社会一旦繁荣之后，便开始走向没落；另一个文明社会将起而代之，重蹈覆辙。而文明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精神因素的发展，其中宗教思想起着关键作用。这种显而易见的唯心史观，不言自明。”(50)

(3)、他寻求用超自然的天命来拯救人类。而这一沉思的结果就是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一部著作──《上帝之城》。《上帝之城》花费了奥古斯丁十余年的心血。他在书中哀叹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一切“尘世之城”都有灭亡的一天。他认为，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有两座城市：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尘世之城”。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

(4)、(20)梅尼克(F.Meinecke,1862-1954)，德国历史学家。

(5)、这里，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或观念发展过程的体现。“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便是“世界历史”。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的就是“观念”和“人类的热情”。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如果没有“热情”，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6)、16﹝法﹞雅克·勒·高夫：《作为文化总体符号及界限的墙》，载《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第90-91页。

(7)、上述事例清晰地表明，面对文化断桥，伏尔泰的解读模式是在欧洲文化背景——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中寻求比附性解释，因而产生了比附型误读。欲弥补之，方法有二。首先，采取“音译法”。在这一问题上，基督教史上的“大日如来误译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范例：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St.FrancoisXavier)前往日本传播福音，在日本人池瑞弥次郎的协助下翻译相关教理。可面对欧洲文化中的“Deus(造物主)”一词，池瑞很难在日本文化中找到对等概念，无奈之下选择了佛教用语中的“大日如来”一词，酿成了“大日如来误译事件”。沙勿略痛定思痛，决定今后“用原语音译的方式，表示最为基本而关键的神学概念”将“Deus”音译为“デウス”。此法不仅适用于宗教领域，更可推广到文化交流领域，有效避免比附误读的产生。其次，是培养精通多种语言、深谙各地文化的人才。以他们为媒介，可以沟通文化断桥，正确“认识我们的语言、作品、观念中特有的文化内涵……为不同文化间的成见、误解和互不相知列一张清单”领会异国名词的真实含义。

(8)、56《明史》卷326《意大里亚传》，第8460页。 

(9)、当然鲍修哀的著作的影响和重要性都无法与奥古斯丁相比，但他的著作代表着基督教历史哲学的结束。鲍修哀把宗教神话当作历史的事实来考虑，把它们混同为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总是在人类的行动中寻找神的计划。鲍修哀在《通史论》中所论证的是：

(10)、这对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无疑是新奇和震撼的。

(11)、跟我们的生存环境搞好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12)、(13)伏尔泰(FrancoisMarieArouet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13)、3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3314页。又见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4-58页。 

(14)、康德深信人性完美终究会在历史中充分实现的，但是这种实现不可能是在每个个人身上，而只有在人类的集体之中，即在全部的历史过程之中。而人性中的恶或自私之表现于每个人的身上，就恰好成就了人类全体的美好。

(15)、14﹝法﹞伏尔泰著，粱守锵译，《风俗论》中册，第2页。

(16)、斯宾格勒(47)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曾直截了当地宣称“本书的视域与主题，是‘历史哲学’”，他又称他的历史哲学为“文化形态史学”。因为他写这部书的主旨就是“对照着古典时代的没落，而描述我们自己如今正在进入其间的、历时达数世纪之久的一个世界历史的样态。”

(17)、中国人的理念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就有两个身份：在子女面前是父母，在父母面前是子女。每个人必须认同自己的身份，只有认同了自己的身份，才知道在什么场合是什么身份，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18)、到了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此时，欧洲的思想家又开始反思：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资源财富的争夺。这就意味着人的自我失落，人被资源财富、科学技术支配了。人刚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又拜倒在物的脚下。

(19)、③此处伏尔泰计算时间有误。即使«五经»是孔子所编,孔子生于公元前479年。但巴比伦的天文观测,据说最早始于公元前747年,而现存于美国费城大学的最早的一块刻有天文观测记录的泥板,属于公元前568年。因此中国的«五经»不可能比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记录早400年。——译者

(20)、“文化”这个词最初跟“物化”相对，文化是用文的方式去变化，物化是用物的方式去改变。文明呢，就是相对于野蛮、原始质朴而言，用文来明。《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

(1)、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传统的典籍——其中主要是儒家典籍——被耶稣会传教士们大量翻译成了西文。至1789年止，四书的全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均已被译成法文，而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也已通过节译、改写、简介等方式被介绍给了法国公众。

(2)、52﹝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4页。 

(3)、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历史的过程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在性质上与自然的过程是一样的，而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解释历史”泰纳提出了自然环境决定论，他用种族、环境和时间三项标准来衡量一切心灵的产物。

(4)、39(唐)王翰：《凉州词二首》，(清)曹寅编《全唐诗》卷156《王翰》，清康熙扬州诗局刻本，第4页。 

(5)、第二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孔子讲得很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说法，中不是指正中间的意思，“中”念四声，是准确的意思。庸也不是平庸，而是正常。中庸就是既准确又正常：不要不足，也不要过犹不及，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西方的政治学讲究多元制衡，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想实行权力分割、互相制约非发生内战不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不是靠制衡，而是靠中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间的纵轴上经常发生一种平衡和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讲中庸之道是有道理的。

(6)、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其他民族的史书从世界的起源开始:波斯人的«真德经»,印度人的«法典»«吠陀»,桑科尼雅松、玛内通,直至赫希俄德,全都上溯到万物的起源、宇宙的形成。这种狂妄性,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7)、49﹝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02页。 

(8)、然而，伏尔泰研习儒学的路实际上是很漫长的。伏尔泰是在西雷宫撰写《论风俗》一书时才“发现”孔子的。他描述的第一个孔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耶稣会士们提供的信息，所以这个形象与中国宗教问题紧密关联。1745年，在《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他用以下这些话简要介绍了中国宗教：

(9)、倘若上文“政见桌”的事例还含有某些疏于查证的成分，下面这则误读则彻底凸显出工具型误读的特点：内容被作者明确地目的性所指引，为此不惜歪曲史实，前后矛盾。歌颂“科技”的力量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主题。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毫不吝惜对科技的溢美之词，并以“一个民族只要通晓各种技艺……便不难从废墟中站起来，并总是会重新兴盛的”26作为《风俗论》的收笔之句，颇具深意。正是为了赞扬科学的力量，为了赞颂科技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变革作用，伏翁再次牺牲了历史的真实，将中国的史事化为自己的宣传工具。在描写明清战争时，伏尔泰写道：

(10)、51《明史》卷192《郑和传》，第7768页。 

(11)、允许人们在皇宫中的一张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收谴责之事……官府的意见从来具有法律的力量”“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定，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

(12)、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哲学“并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的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上升为一种更高的势力并使之变成为哲学而有别于单纯的经验，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为如此这样的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这里黑格尔在追随着赫德尔)，而且将显示出从原始时代直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42)

(13)、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20)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伏尔泰的上帝是一个资产阶级保护人的上帝。在伏尔泰的一系列著作中，包括他那脍炙人口的讽刺小说中，他辛辣地嘲笑了天命论，他把历史事变理解为自然过程中的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他一方面抨击神学目的论，把中世纪教会的神权统治看成是黑暗的统治；一方面又相信历史的进步，即历史是在光明对无知愚昧的斗争之中求得进步的。

(14)、第我顺便谈一个观点，就是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文化、挽救了中华文化，五四运动使中华文化能够开始寻找自己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绝不是说颂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否认五四运动。最近由于疫情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会上强调，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胜利，特别提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5)、此外，君师中的“师”也是广义上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就是老师，在社会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也是老师。

(16)、一个文明繁荣之后走向衰落的这种观点如果就是循环论的话，那么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历史从宏观上说，不就是从一个文明发展到另一个文明吗？所以对汤因比似应有更深一层的评价，我不大赞同上述这种评价。汤因比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被动的，人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与唯物史观是不谋而合的。

(17)、为此，康德写了一篇书评《评赫德尔》(刊载在《耶拿文学通志》上)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载《柏林月刊》1788年第7卷)，作为对赫德尔的答复。但是康德对历史哲学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篇历史哲学论文，从理论上典型地发挥了他本人的以及整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点，从而把18世纪的历史观提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

(18)、18世纪历史哲学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规律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逐步占了上风。人们注重自然科学，哲学开始把人类的心灵和它周围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主题。近代哲学的着眼点是“人”，是“自我”，人是哲学的主体。这种趋势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

(19)、28﹝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514页 

(20)、伏尔泰的结论是：由于没有火炮——这一代表先进科技的武器出现，汉族两次被少数民族征服。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风俗论》的另一章中，他的表述却自相矛盾：

(1)、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7)说过：“奥古斯丁的作品好像一座矿山，宝石与金脉深埋在大堆的岩石之中”。后世的历史哲学家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开发和利用这些“宝石”与“黄金”。

(2)、例如法国的伏尔泰，他穷尽一生精力，孜孜追求的理想，就是将法国变成一个能够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国度，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这样的理想国的最优秀的范例。这是我们理解伏尔泰为什么推崇中国文化的关键。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知识，多半是作为他说明自己的思想时引述的例证出现的。在他的中国知识体系中，他最看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那种宗教宽容的态度，而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说就是提倡宗教宽容，进一步说，提倡思想自由——这本也是西方启蒙时代的核心精神，是人本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概念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3)、至于霍尔巴赫，更是认为“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他主张的道德理性取代宗教，和以道德理性指导政治，更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个思想家魁奈提出的“以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示、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准则”，则来源于《中庸》所言“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他说“自然法则为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这种制度是政府的基础，但对这种制度的必要，在所有的国家中，除中国外，都被忽视了。”在魁奈的评价中，儒家哲学是高于希腊哲学的。 

(4)、这场震撼人心的运动，受过儒家思想的大量影响，学界对此屡有论述，但一般人似乎知道得很少。德国学者利奇温在论及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时，说：“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也成为欧洲的兴趣中心。”而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认为：“18世纪，学者……发现人性本善的观点在中国一向是奉为正统的，而不是目为异端。正是这些发现为法国革命开辟了道路。”美国学者顾立雅更是得出了“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样的结论。而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大思想家，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很多思想都与儒家有渊源，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 

(5)、(14)转引自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2页。

(6)、中国和法国，东西方的两个文明大国，在其400年的交流历史中，有过无数次的文明碰撞与交流，如何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其相互不解，相互了解、相互对话，无疑是一条理性之路。

(7)、在好几个省份都有人承认被废黜并自缢身死的末代君主的几个或真的或假冒的儿子为皇帝……但满族的大篡位者终于战胜了所有的小篡位者。有一位汉族将军曾一度遏制了他们的进展，因为他有几门炮……满族人尽管没有炮，还是战胜了有炮的汉人，这是很了不起的。28

(8)、提倡实证主义哲学的有：孔多赛、屠尔哥(Turgot，1727-1781)、休谟、吉本、巴克尔泰纳(23)和孔德(24)等人。实证主义者们认为，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都是逐步地从超自然的神学阶段开始，经过思辨的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以经验为根据的“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

(9)、1759年，伏尔泰在法瑞边境的费尔奈定居，随即便掀起了“反无耻之战”。这是一场全力讨伐宗教迷信、宗教狂热和不宽容的战斗。为了能有效地打击“无耻”，伏尔泰在自己周围集聚起了一支“支持者队伍”，这支队伍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与这些哲学家战友的通信中，不时会以“中国哲学之王”的名义向他们致敬。

(10)、实证主义在19世纪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大大推动了对历史记录的考订和历史材料的积累。“19世纪科学对历史解释的第一个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使历史家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事物根源的重要性。”(27)实证主义者试图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法则引进到社会研究中来。

(11)、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汤因比为人类历史描绘了一幅总的图式如下：

(12)、总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文化的价值必然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13)、在探讨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之前，有必要对中欧交流史上出现过的文化误读进行简短回溯，因为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一个历时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是一个正解与误读共生共存的过程，是一个熟悉与陌生始终相伴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十五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旅行家们的游记，尤以《大汗国记(L`histoireMerveilleusePlaisanteetRecreativedugrandempereurdeTartarie)》、《鄂多立克游记(LesVoyagesdufrèreOdoricdePordenone)》和《马可·波罗行记(LeLivredeMarcoPolo)》最负盛名，但其中存在着大量文化误读。现摘录一段鄂多立克的口述记录：

(14)、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们相信，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会有某种普遍的计划或预定的计划，以及某种包罗万象的目的或模式，这种信念非常根深蒂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历史理解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就需要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们来回答了。

(15)、第三是韬晦坚韧之道。这个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里是没有的，而在我们的神话里面就很丰富，如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等等。还有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豫让为了给恩主报仇，需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浑身涂了油漆，然后还吞了炭来改变自己的嗓音，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越王勾践和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国自古就有这么一种看法，一个人要想干成点事就得受不可思议之苦，要在别人都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例如红军长征，就体现了这种苦斗精神。这种坚韧性、韬晦、以退为进，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比如“忍辱负重”，想想这四个字有时候我的眼泪都能掉下来。

(16)、在欧洲,曾经有人指责自己所不喜欢的耶稣会士们谄媚中国的不信神者。于是教皇任命一个名叫梅格罗的法国人为驻中国(福建)代牧主教,前往中国就地处理此事。这个梅格罗一个汉字不识,却把孔子当作不信神者看待,其根据就是这个伟大人物的这两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们的最伟大的圣徒也从未说过比这更为精辟的格言。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么加图和大法官洛比塔尔⑦也是不信神者了。

(17)、②DenisDiderot,EncyclopédieouDictionnaireRraisonnédesSciences,desArtsetdesMétiers.Paris:Briasson,1751-1772,TomeDixp.8TomeTroisiemep.3 

(18)、55﹝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597页。 

(19)、在自然科学方面：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发现六十四卦符号竟然与二进制原理完全吻合，说“中国的伏羲大帝已经发现了二进制”；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发现太极图竟是量子力学互补性原理、并协原理的形象说明，并最终选定太极图作为他的族徽；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卦象符号具有通过变化产生动态模式的观念，与现代物理中的S矩阵理论最为接近；德国生物学家，从太极八卦图受到启示，提出遗传基因的阴阳假说。

(20)、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振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1)、知识缺失使人们的视线中出现许多盲点，“正如一个人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睡觉，在对黑暗的恐怕中觉醒过来，才知道这间小屋比手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52；而“深度了解”便是点亮黑暗的明灯，即狄尔泰所倡导的：“懂得”是要渗入精神生活的深处明末清初的那次中西文化交流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恰恰源于传教士们习汉语、易服饰、通国情，“在内地生活过之后,我们(欧洲人)对于中国人、日本人、暹罗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十三世纪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到十四世纪的鄂多立克、孟特戈维诺，再到十六世纪的的沙勿略、利玛窦，欧洲人经过无数的坎坷与荆棘，凡三百载才领悟到“必须了解中国的语言和风尚”方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56之局。欲达到“深度了解”，渗入“精神生活的深处”，增进书籍交流实为不二良方。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借助文本的力量，我们可以一窥异域文化的全貌，洞悉异域文明的精髓。唯有百花齐放，让各学科书籍于东西方之间自由互传，才能将异域文化全景式地展现给国人，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2)、伏尔泰(法文：Voltaire，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

(3)、(1)夏特莱侯爵夫人，(MmedeChatelet,1706-1749)。

(4)、不仅如此，这样做的结果还会使历史学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一切现代科学的成果自然会渗透到历史学中去，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把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历史学中来。这一点不应该成为问题，否则历史学就不能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能以自然科学为依归。所以我们既要看到19世纪实证主义对历史学研究的贡献，也要看到它给历史学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5)、当他们已经有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⑤还没有出现哩!

(6)、文明衰落的标志是“统一国家”的诞生，无产者则创立教会与之对抗。

(7)、——第一层意义当然就是“爱人”，要像对人那样对待同类，不管这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如何；

(8)、第三点是尚化。中华文化的尚化，早在庄子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叫做“与时俱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等均体现了“与时俱化”，学习与包容的“尚化”思想。

(9)、本世纪中叶，汤因比的十二卷巨著《历史研究》先后问世。从1934年出版1-3卷到1961年第12卷出齐，前后共用了27年的时间。第11卷是地图集和地名汇编，第12卷的副标题是“重新考虑”，是对其批评者的答辩，也是对他自己思想的重新清理。汤因比在他的《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曾这样说明他的主要论点的：

(10)、正因如此，两千多年后，当伏尔泰的人本主义有缘遇见孔子的人本主义时，便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个法谚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精神交汇，叫着：“两个伟大的思想相遇了”(Lesdeuxgrandsesprits serencontrent) 。

(11)、“人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最初是跟“天文”相对提出来的，在古籍《周易》的《贲卦•彖传》中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我们通过对天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通过人文，就可以教化天下，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