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人物评价

1、顾炎武的品格

(1)、疑罪从无——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提出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比古罗马领先了五百年。

(2)、(29)《法部主事梁广照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22—23页。

(3)、不能默认西方文明一定优于东方文明。若把欧洲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冲击以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推出煌煌巨著，当做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范本”，然后把顾炎武等人的成就往里面“塞”，就非方凿圆枘不可。也不能把顾炎武的成就纳入今日的某一学科系统。人文学科的划分日趋细密，而顾炎武是百科全书型学者，若画地为牢，以所分“学科”先入为主，对弄清顾炎武的贡献很难恰如其分。

(4)、顾炎武认为，宋后风俗再次败坏，和明初推行八股取士有很大关系。他说：

(5)、人苟徧读《五经》，略同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学五书》，为一生之独得，亦足以羽翼《六经》，非如近时拾沈之语，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详，惟念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九州历其五岳登其未见君子，犹吾大夫，道之难行，已可知矣。尔乃徘徊渭川，流连仙掌，将营一亩，以毕余年。然而雾市雪岩，人烟断绝，春畦秋圃，虎迹纵横。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邻翁而乞火，视古人之棲山饮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梦梦，未知此生尚得相见否？

(6)、顾炎武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然主张学习前人的历史经验，却始终反对教条地运用之。盖顾炎武法哲学深刻地理解世间万事万物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他说：

(7)、由于三位重臣的反对，礼部的奏稿被否决，发回重拟，显然应以三儒一并从祀为言。礼部尚书溥良将这件棘手的差事交给了时任礼学馆编纂的曹元忠，一来因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师，二来曹氏素以精研礼学著称，当能胜任。

(8)、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9)、如果仅仅是这样，似乎顾炎武也没有太超过前人的见解。有趣的是，他还注意到风俗之美，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逐利之风就无法得到遏制。他说：

(10)、(72)孟森：《孟森政论文集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4页。关于孟森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可参看该书前言。

(11)、黄老学派则介于法儒之间。允许工商业的存在。但在经济上，打压盘剥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视工商为贱民。

(12)、新官制的编定在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其中地方官制在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递说帖议论三儒从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正是在新官制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政治改革的争论投射到先儒从祀议案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3)、王池良坦言，天下无难事，唯有说书难说，评弹艺术家都是多面手，二度创作、唱腔技艺、精气神的度都需要长期学习。为了演好第二回中土国宝的角色，他自己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由于土国宝是山西大同人，又非常喜欢苏州评弹。为了表现在土国宝攻下苏州城后的兴奋，王池良特地用山西话唱出了苏州评弹的腔，这也是第二回中不可忽视的亮点。

(14)、瞅瞅顾炎武这辈子行走的轨迹就能知道，他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跑遍了多少地方，跑烂了鞋也操碎了心。

(15)、正因为如此，像前人一样，必须注重历史经验本身的发展。顾炎武指出：“‘垂衣裳而天下治’，变质而之文也，自黄帝、尧、舜始也，故于此有通变宜民之论。”对于经典而言，需要不断阐发。所谓“是故《六经》之业，集君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菑而弗畲也，其功为弗竟矣”。对于“礼”而言，需要因地制宜。所谓“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而事实上，“礼”也在发生变化。顾炎武指出“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舜也，禹也。练而祔，祔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变愈下，而柩前即位，为后代之通礼矣。”对于实定法而言，更是如此。顾炎武明确：“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

(1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20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清朝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17)、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18)、在整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胡磊蕾觉得自己写到第三回书才渐入佳境，对顾炎武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从而在写第四回的时候，才似乎真正地走入了顾炎武的精神世界。所以相比前两回，胡磊蕾更喜欢自己写的后两回。尤其是第四回书，是对顾炎武一生的总结。因为顾炎武人物分量很重、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又极复杂，近三十年的北游生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高度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曲艺出身却又受过戏剧创作专业训练的胡磊蕾，打破了传统评弹的写作方法，采用了浪漫主义意识流的创新手法，以一个梦境，让顾炎武和其嗣母王氏上演一出精彩的对话，来总结他困顿、抗争、执着、艰守的一生，揭示他在北游以后人生观念所发生的转变和思想境界的卓然升华，以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新的诠释。

(19)、顾炎武坚持“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又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可见历史经验之中要紧的还是前人的具体制度。

(20)、当这个稿子终于在礼部通过，按照程序送到内阁会议的时候，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礼部的覆奏应由大学士、各部及都察院会签，会签当日，吏部尚书陆润庠、邮传部尚书陈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陈名侃已经“画诺”而三位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张之洞及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却突然来到内阁，并且出示了一份说帖，主旨是说《明夷待访录》大旨本于《孟子》，不应当据此黜其从祀，从而强行中止了会签，礼部的覆奏也就以这种极不寻常的方式被否决了。(47)

2、顾炎武人物事迹

(1)、孙家鼐对立宪并未昌言反对，但是认为在国势衰败之时，不宜更张。他在廷臣讨论是否应当立宪的会议上说：“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建议先“格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57)但是，他又被派充为资政院总裁之一而资政院在清廷的构想中，是以后召开议会的基础，对于当时社会上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他的体会一定很深。(59)

(2)、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3)、此外，顾炎武法哲学的一个特色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且指出制度对于风俗的保障。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顾炎武谈制度，首先在于制度是基本伦常价值的载体，所谓“非器则道无所寓”。如上所述，顾炎武一贯反对把精力放在研究心理活动上，而认为规范的具体内容十分重要，即“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因此，他特别重视《周礼》《仪礼》，而非更加抽象的《礼记》。他说：“《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又说：“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规范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仅限于基本伦常的两个价值。他说：“‘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所谓“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也。此所谓‘君子而时中’者也。”如此，以制度为教育的内容就成了帮助人们学习规范，推广伦常的必然。顾炎武说：“《乡d》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这便是顾炎武所谓的“以礼为教”。他直白地说：“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何以拨乱而反之正乎？”可惜的是，历史的实际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先贤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顾炎武总结：“南渡以后，二陆起于金溪，其说以德性为宗，学者便其简易，群然趋之，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赖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礼》之书，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于是乎，“礼义沦亡，盗贼竞作”。

(4)、康熙二年，名士顾炎武为反清复明，寻访英雄豪杰，在太原找到傅青主。这两位大师为了给反清复明提供资金便利，创造出了一个转运资金的组织——票号，这便是后来通达天下的山西票号的缘起。票号，类似现在的金融机构、信用机构。你看，诸多学问成就之外，傅青主还可以再加一个身份，金融专家。

(5)、孙惕透露，在排演初期，作者和演员间有过交锋和争论，但经过演员们一轮又一轮的舞台化、口语化的二度创作过程，作品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排演出来，还到千灯面对老百姓进行了试演。通过演出看现场的效果，作者与演员再次进行调整和修改，最终才达到文学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位一体的最佳呈现。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6)、虽然朝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支持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慈禧在“群言淆乱”的情况下宸衷独断，以释群疑。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否决三人从祀孔庙，将使天下以为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助长反对立宪的声音，对宪政的推行极为不利。郭曾炘说得很明白：

(7)、第三回 《索帖》马志伟  陆人民  张建珍

(8)、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所是焉止矣。

(9)、在《与杨雪臣》一信中亭林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也曾有总结。他写道：

(10)、如前所述，“变化”是顾炎武法哲学中的一大主题，所以对政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顾炎武也并不主张一蹴而就。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精研政治地理学的顾炎武，有一个最有趣的设计就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实际上，就委地方行政首长以治理的全责，在郡县制的框架中融入古代封建世袭制的因素。顾炎武就此的基本想法是，专责的行政首长及其家族与地方会成为命运共同体，对百姓的剥夺榨取相应就会减少。所谓“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他解释说：“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办。而为是纷纷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监仆，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乱矣。”注重历史经验的顾炎武特意举出曲阜县令、播州土司和南直隶州府的例子说明这种设计使治理成本下降，是十分有益的。顾炎武说：

(11)、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12)、可见对于历史检验的研究和对“耻”的坚持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顾炎武又说：

(13)、内容摘要：顾炎武被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如果赋予顾炎武的古典思想以现代的分析形式，可以发现，“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两个短语概括了顾炎武的哲学宗旨。遗憾的是，前人讲“博学于文”多，而“行己有耻”似乎只是简单的“道德底线”“民族气节”而已。即便是“博学于文”，前人也只当作一种治学方法，跟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仿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博学于文”确立了体现古人经验的制度的重要性，而“行己有耻”则指个人须对已有的经验和制度进行甄别。而所谓“耻”，实际上即对名誉及公共评价的重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有机结合，才是顾炎武所提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亦即其法哲学的核心内容。

(14)、(42)《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5页。

(15)、这部作品中有顾炎武的原则和执着，也有踟蹰和犹豫，更有家国和责任担当。在吴伟东看来，在扮演顾炎武时，不仅要展现顾炎武的爱国情怀，还要传达他在30年的游历中坚持学习、坚持创作的精神。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普遍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艺术行业来说，也应该像顾炎武一样活到老、学到老。

(16)、表面看起来，梁广照对三儒的负面评价仍然是在延续过去的官方意见，尤其是“四库提要”的看法，如他说顾炎武“语以经济，实非所长”，显然就来自“提要”对《日知录》的评语：“(顾氏)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所不同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广为流传的《明夷待访录》，但也仅仅提到其书“语多流弊”，并没有继续深入，而在龄昌的说帖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流弊”所在。

(17)、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後，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

(18)、这段文字主要表现了顾炎武勤奋、严谨、专注的特点，并写了顾炎武读书，考察的内容。用非常精简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好学不倦的顾炎武。

(19)、(62)胡玉缙：《题顾先生祠卷子》，《许庼遗集》第1册，第67页。

(20)、(国家一级编剧、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创作部主任)

3、顾炎武人物评价200字

(1)、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2)、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4)随后，学部行走、刑部主事姚大荣奏称：“外界之习染既深，则卫道之防维宜峻”，具体的应对手段则是请将孔子升为大祀。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谕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5)

(3)、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学界对此事早有关注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原始材料，又对三儒从祀的全过程进行了重新考辨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清晰。

(4)、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5)、“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6)、不死心的顾炎武可容不下清军四处作乱，于是联合挚友归庄、吴其沆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试图先收复苏州，再攻下杭州、南京及沿海。

(7)、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积极推动立宪的官僚派别，也不可能赞同革命，所以支持者在指出三人思想合于立宪精神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他们与西方学说的差异。如严修奏称：“近年有一种革命之袤说，乃略涉东西文者所剿袭，实未一见宗羲之书。”(64)在支持者的论述中，三儒的学说既有助于当代之新政，又无悖于礼教之本原，所谓“博通时务，而实契合道心”对于期待既能完成政治变革、又不至引起社会动乱与文化沦丧的执政者来说，正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将三儒从祀孔庙，树之风声，以表明立宪之决心，同时也预防革命的流弊。

(8)、可是，这样的设计会不会适得其反，制造出千千万万的小暴君呢？顾炎武其实也已经考虑到。他说：“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上文中对于君主的要求对于这些新型县令也是同样存在的。即便退一万步而言，也还要想到：“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

(9)、黄宗羲继承了儒家及淳于越的政治主张，明确反对中央集权的皇帝制。

(10)、法家主张立法为君——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11)、(49)《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12)、明朝亡后，傅青主出家为道，道号“真山”，成为全真龙门弟子。因为时常穿着红色道袍，他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朱姓之衣，饱含对明朝的怀念；石道者，像石头一样坚固，意思是决不向清朝屈服。

(13)、(16)《法部尚书戴鸿慈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6页。

(14)、第二是公开。顾炎武坚决反对密疏与留中。他说：“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第三也要慎重其事。他提出“立言不为一时”，所谓“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赞赏“古人重爱其言”。正如允许和听取言论是君主的职责，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发言，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正所谓“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15)、何况，除了医学，他还写了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书，著述海量，学究天人，参照他的经历，真可算是开了外挂的一生。他自己曾写有两句诗，为“青主”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傅青主，原先字青竹，后来才改为青主。

(16)、在这种局面下，就要摆脱近代的恶习，向前人寻求他们真正的认识。顾炎武认为，这一工作先要从掌握语言文字的正确意义入手，即“小学”。他说：“夫小学，固六经之先也，使人读之而知尊君亲上之义，则必自其为童子始。”为了学习语言文字的真义，还需要参考前人已有的研究和整理。顾炎武比较推崇东汉的成绩，特别提及许慎：“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此外，要明白前人著作的体例。顾炎武提示说：“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就《易》经来说，“《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如此这般，“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

(17)、(19)《法部尚书戴鸿慈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4—5页。

(18)、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19)、作为苏州本土的编剧和作家，胡磊蕾对于苏州的本土文化和历史人文一直都有关注。她认为，顾炎武作为一名伟大杰出的爱国主义学者、思想家，他不仅仅属于昆山，也属于全民族、全人类，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和未来。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旷世警言以及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傲岸的人格、高洁的志操，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历久不衰的精神震撼力。我们今天通过曲艺的形式去演绎和缅怀这位三百年前的旷世大儒，就是为了从顾炎武的大胸襟、大情怀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寻求可贵的历史借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健康步伐，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评弹和戏曲不同，注重“讲故事”，是一门“说唱”的艺术。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地学家和经学家，流传至今的思想与著作非常深奥、繁复。比如《日知录》，涉及领域很广，即便对于研究专家来说都非常吃力。因此，胡磊蕾认为，在创作上必须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将他的思想和品质一点点地融入进去，才能尽可能地塑造出一个真实丰满的顾炎武形象和符合曲艺艺术规律的舞台呈现。

(20)、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4、顾炎武的性格

(1)、诸子之中，傅青主最为倾心、也最贴合他思想风貌的首推《庄子》，他研究庄子的著述就有十本左右。青主一生行事作风、思想主张，也都流露出道家性情。为人为学，本于真性真情、自由自在，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

(2)、(7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卷，“三先生从祀”条，第15页。

(3)、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客居山西的顾炎武有心还乡，启程时却因年老体弱，摔下马背！临终的昏迷中，他回忆平生：南明灭亡时他面对绝食殉国的嗣母，发下“誓不仕清”的誓言；他因“反清复明”身陷文字狱，却因《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未成而不敢轻生；虽然自己坚持要做明朝遗民，却将唯一的弟子送进清朝“博学鸿儒科”的考场；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顾炎武向少年康熙解读生命叩问：“何谓亡国，何谓亡天下？”……

(4)、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本来就包含诸多矛盾因素，足够复杂，可供今人参考。如《诗》，则“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如《易》，则“《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所以顾炎武断言：“人苟徧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此外，在规范判断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前人的历史经验作某种程度的类比和引申。此处重要的是“举隅”。顾炎武说：“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和待于三绝哉！”“举隅”当然不是自以为是，还是根据前人历史经验作出的发展。顾炎武曾谈论周武王对待周文王的成法是十分尊重的。他说：“文王之孝可谓至矣。‘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忧、复膳之节皆不敢有过于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后人之立意欲以过于前人者，皆有所为而为之也。”又说：“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但是对前人完全没有发展，可以模仿也是注定要失败的。顾炎武批评一个友人说：“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5)、清军入关，王朝更迭，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政权，被征聘为兵部司务的昆山志士顾炎武带上其撰写的救危复明之策《乙酉四论》欲赴金陵任职。然而昏聩荒淫、同室操戈的弘光朝廷使其梦碎当场，毅然回到昆山组建义军，誓抗“剃发令”，投入到了血雨腥风的家乡保卫战中。起义失败，至亲惨死，顾炎武又因长期觊觎其田产的乡人叶方恒的陷害锒铛入狱，幸得好友归庄鼎力相救方解危困。当其得知归庄是以代投门生帖求至二臣钱谦益门下才出囹圄，竟一意孤行，金陵索帖，让文坛领袖恼羞不已，深陷尴尬。国仇家难交相煎迫，在大势已去、复国无望的现实中，为了寻找出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民本经世之路，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谒师访友，著书立说，开始了二十五年的不归之旅……

(6)、礼部的覆奏首先以清朝自己的文化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遗民身份问题，称清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其实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但覆奏之所以这样措辞，只不过是事先探听到孙家鼐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反对从祀而已。(52)关于黄宗羲、王夫之请旨定夺的理由，覆奏称：“夫之所著《黄书》，其《原极》诸篇既托旨于《春秋》，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复取义于《孟子》，狃于所见，似近偏激……恐学子昧于论世知人，将以夫之、宗羲为口实。”既提出对二人从祀的担心，但同时又声明他们的著作不过本于《孟子》与《春秋》这样的经典，覆奏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不惟如此，覆奏特别指出三儒著述已经广为流传，朝臣所作说帖又大都主张予以从祀，显见公论所在。在立宪的背景下，覆奏提出“是非听诸天下，固见公论于人心，予夺出于朝廷，尤待折衷于宸断”，就有了将“公论”与“宸断”对立起来而逼朝廷就范的意味。(53)

(7)、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8)、小说中，傅青主一派宗师形象。出场介绍是这样的：“有一个三绺长须、面色红润、儒冠儒服的老人……老人名叫傅青主，不但医术精妙，天下无匹，而且长于武功，在无极剑法上有精深造诣。” 

(9)、(71)《大事记》，《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1908年10月25日，第90页。

(10)、姜子牙  杨  炎  韩  非  李  冰  张  骞  

(11)、《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12)、第一回  《梦碎》吴伟东  徐  震  莫桂英

(13)、在整体舞台呈现上，《顾炎武》回归昆曲本体，体现出传统戏曲美学诗歌化、写意化的艺术风格，以唱念做打展现出传统戏曲的规范程式，同时通过舞美调度与多媒体的使用，呈现出当代笔触，在古典中融入强烈的时代感。角色行当戏份均匀，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立体丰满。在艺术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出江苏本土传统文化与地域艺术的历史厚重感与使人入迷的魅力。

(14)、一般认为，陈士铎是傅青主的学生。傅青主自知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因为自己反清复明的身份，书难以留传。确实，如前所列的大部分书已经失散。

(15)、令人遗憾的是，出于身体原因，盛小云将无法参加本次首演。即便如此，这一次的演出阵容依然非常豪华。盛小云透露，本次出演的大部分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可以说是全江苏省评弹界最好的演员团队。团队在准备过程中群策群力，前期彩排和联排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也请专家团队提出了许多意见。

(16)、这样阅读文化典籍，优质文化便可能“活”起来。当然，还要由表及里，反复思考，力求比较深入地走进作者的思想。例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做人主张。(这个“文”与《易经》里那个“人文”义同，见《日知录》卷七。)他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让优质文化最大限度“活”起来的拳拳之心。让优质文化“活”起来，是立德，也是树人。

(17)、大家试想，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学习，可以横跨多少领域？高度与深度又会去到哪里？参考傅青主的一生，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学究天人。

(18)、(59)仅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为例，一个月内就有各省士民、请愿代表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共七批通过都察院呈递了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19)、这些行为举动在傅青主那个时代可谓特立独行，在知识分子中是非常突出的。

(20)、(1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5、顾炎武的评价

(1)、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2)、黄宗羲认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是“天下之大害”。主张由公众制定“天下之法”以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反对两千年来“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强调“工商皆本”。

(3)、司法独立——孔子批判君主折狱无伦，以意为限。反对君主钳制刑狱。这是对《尚书》中，司法独立思想的延续。

(4)、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10月7日)子时，王夫之生于衡阳府城南回雁峰。其父王朝聘50岁，母谭氏47岁。王夫之跟随长兄王介之学习，完成了十三经的学习。后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国子监毕业，因拒绝贿赂选官，被罢选返乡，王夫之跟随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在京城拒绝权相温体仁d羽索贿，气愤之下撕毁荐贴，自誓不出“赇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5)、读文化典籍，不同于一般读文学作品，也不能简单地着眼于“文言文翻译”，而要力求让优质文化“活”起来。读《顾炎武文》让我对此更确信不疑。

(6)、但三儒从祀与立宪有关，当时即有论者观察及此。《东方杂志》在报道此事之后评论说：“观王、黄之必待请旨，知部臣于《原君》等篇不无惴惴，枢府竟赞成之，立宪前途，影响在是。”(71)执笔写下这段评论的，正是日后奠基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孟森先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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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此前提下，君主要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并不容易。像所有人一样，君主也需要长期的学习。顾炎武指出：“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所以，“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势。宅天下之大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在顾炎武法哲学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强调“开诚布公”的政治功能和意义。不同于一般对所谓纳谏的讨论和支持，顾炎武实际上是认识到在君主的学习对象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前人和他人的经验。因而，才有所谓“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顾炎武赞赏诸葛亮能够“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建议对于全体官僚乃至平民百姓都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一方面，是“廓然大公，使人得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另一方面，“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顾炎武强调：“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考虑到清议的存亡也关系到个人名誉的臧否，和风俗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顾炎武如此重视之也就毫不奇怪了。与此相关，顾炎武也对发表言论者提出相应的要求，即实际、公开、慎重。首先要和实践有紧密关系。顾炎武说：

(9)、(28)曾国藩谓：“(王夫之)殁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以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见曾国藩《船山遗书》序，王夫之：《船山遗书》第1册，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本，第1页。

(10)、 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

(11)、话说，在1645年的那个夏天，家乡遭到沦陷之后，他的嗣母王氏绝食10天而以身殉国，最后说的话就是：“我虽是一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的忠贞臣子，没有负这世世的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里，这也是顾炎武后一直反清复明之举的根源影响，后记载在《先妣王硕人行状》中。

(12)、但有趣的是，在明确了“理”的根本地位后，顾炎武并没有像明初朱子学人物那样从中抽析出几个主要的伦常来，再对其进一步形式化。他转而强调规范的无限性，并因此否定了演绎方法的有效性。顾炎武自述写作《日知录》的经验：“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因此，虽然治理之道是使判断符合规范，但是规范的内容却是丰富而复杂的。对于这个问题，顾炎武的解决思路是以人心容量的无限性对应世间规范的无限性，正所谓“君子以广大之心而裁物制事”。正如“理”普遍、永恒，“心”也如此。顾炎武说：“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

(13)、胡磊蕾，苏州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国家一级编剧。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三八红旗手，苏州市政协委员，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作有长篇评弹《赛金花》，中篇评弹《徐悲鸿》《绣神》《雷雨》等，南北曲艺说唱组合《看今朝》芭蕾舞剧《唐寅》，戏剧小品《小泥人》等。作品四次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三次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两届江苏省文华奖编剧奖、文华大奖，中国小品大赛最高奖金狮奖，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等六十多项省部级奖项。

(14)、一代宗师顾炎武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婚姻生活并不幸福，19岁就结婚，妻子王氏是江南望族是母亲的之女，婚后也是一直未生育。原因不明，历史也无详细记载，推测原因可能是因为和妻子王氏聚多离少，后又因为顾炎武北上之后，妻子王氏也是孤身在家，比顾炎武早去世两年，当时顾炎武还山西汾州，闻其妻子死讯后，作诗五首吊念亡妻，“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就是代表句子。

(15)、(23)《法部侍郎绍昌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8页。

(16)、一个半月前，盛小云由于身体原因遗憾不能参演。经过沟通，第四回中的原定由盛小云扮演的角色交给了张建珍。中篇弹词《顾炎武》作品的文学性很强，尤其是第四回，故事情节不多，唱词很唯美。怎么使文学性的词句得到通俗化的表现，这就需要张建珍在排腔中的二度创作。

(17)、傅青主一生崇尚老庄哲学，生活上与老庄也十分相似，对人间的功名利禄很是淡漠。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似乎也不愿得志。清代康熙年间征举博学鸿词，傅青主被征入京，却拒绝在清朝为官。(博学鸿词是当时科举制度外笼络学者的手段，不限资格，凡有督抚推荐，即可到北京考试，考试通过即可任官。)后来，清廷特授其为中书舍人，傅青主仍旧托老托病，辞别归去。

(18)、(33)胡思敬：《衡阳昆山余姚三先生从祀孔庙议》，《退庐文集》第1卷，第175页。

(19)、对亭林的学以致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当年的判语是:“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迁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班人，实与亭林近乎同一时代，清楚亭林所受的“时事刺激”是什么，却忽而说他的主张迂腐，忽而又说他过于激进。他们太明白朝廷的立场了，深知人臣横议时政兴革，有似“轿子里打拳”，必不受待见。于是对亭林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不敢正面直视，装作看不懂，学得皇帝御批样，居然以“不合用”三字压服天下，御用得实在猥琐可怜。

(20)、(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户华为即认为：“以礼部尚书溥良为首，邮传部尚书陈璧、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等附和，形成了驳黄派”(见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8页)事实上，不仅陆润庠、陈名侃已经有赞成从祀的言论，也没有证据表明溥良和陈璧是三儒从祀坚定的反对者。

(1)、《顾炎武全集》是2012年2月14日第一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总共7300页，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现存可证实的全部著述。样样精选顾炎武的底本，其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要代表著作，但整理难度比较大，所以列为次要整理。

(2)、顾、黄、王三儒的从祀是孔庙历史上的异数。他们在理学上多有建树，但都不是纯粹的理学家。尽管顾炎武(有时也包括黄宗羲)被清代考据学追认为朴学的开创性人物，但是他们也不是单纯的考据学家，并且，宋代以后的考据学者也从来未被从祀孔庙。他们的学术博大庞杂，特别是对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更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被清末要求政治变革的人士(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所吸取，他们也就在两百多年以后成为士人的新偶像。他们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际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胜朝遗民，他们对新政权始终保持不合作的态度(尽管具体行迹容有不同)，并把对异族统治的愤激之情化为对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所以他们既常常被“忌讳”，也容易被“树立”。

(3)、而王夫之是老死山林里了。据说在他家乡衡山曾经以儒身举义旗招募义勇民众抵抗清兵侵略。后又投奔当时的抗清英雄瞿武，桂林大败后就颓然了，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人就会消沉。自己一个人远走湘西，住古洞，开荒种地，著书好多也没人看，也没处发表，都在古洞里堆着。在古洞里一住就是四十年，后来就老死在山洞里了。从传说来看，不是清人不杀，是人家都做了“地下d”。你想杀也杀不到。据说黄宗羲晚年精神分裂，大唱康熙的赞歌，被吕留良等看不起。这是后话了。

(4)、(44)《礼部侍郎张亨嘉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卷，第1—5页。

(5)、南明首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

(6)、(2)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以后，亲与其事的曹元忠利用在礼部任职之便，尽搜与此事相关的文件，编为《三儒从祀录》4卷，现存抄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关于《三儒从祀录》的内容、编纂及流传情况，以及笔者关于此事的考证，见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7)、不过，作为一代宗学大师，顾炎武的价值和意义可绝不仅局限于对于明朝的忠诚与大义。而是面对被残酷战争和朝代更替所整体性毁灭，几近消亡的中华文明的破碎与危机，他依凭自己瘦弱身躯，只身孤影，跨马远行，历尽艰辛，求道四海，真真是“行踏幽燕、叩过京畿、盘桓青齐”，“考证典籍两万卷，手录数十帙……以复兴经史、继存绝学。” 

(8)、顾炎武尖锐地抨击专制君主：“今人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因此，顾炎武力主限制君权，还提出“地方分权”、“权移于法”及“庶人议政”等主张。

(9)、养母临终前嘱咐顾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

(10)、找到王汎森先生的大文，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功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类武为最”。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拥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11)、康熙四年(1666年)衡阳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门下，直至殁，前后二十六年。

(12)、顺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侦缉，被迫离开耶姜山，变姓名为瑶人，流亡常宁，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流亡至兴宁，寓荒山僧寺，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黄书》。冬，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有诗《重登双髻峰》。十四年(1657年)王夫之常访友人刘近鲁，刘近鲁藏书六千余卷，向其借阅研究。十五年(1658年)王夫之完成《家世节录》。十六年(1659年)清兵下永昌，王夫之深痛山河易主，作诗《山居杂体县名》。十七年(1660年)王夫之由续梦庵徙居湘西金兰乡高节里“败叶庐”。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王夫之的妻子郑氏病卒。九月，王夫之作《初度日占》。王夫之把《续落花诗》、《广落花诗》、《补落花诗》等六十九首与《正落花诗》合编为《落花诗集》。 

(13)、平直地说，先生死后，并没有如王山史所忧虑的那样，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库馆诸臣对亭林的学问(所谓“博极群书，精于考证”)还是十分钦佩的。大略地说，亭林之学包含经义(含小学)、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相互有交叉重叠)。四库馆的处置策略是，对前二类仍酌情收入，但对太多涉及治道的书则讳莫如深，如《日知录》存而不收，将潘次耕整理的《亭林遗书》(诗文合集)归于“时事违碍”，列入禁毁(有“应行销毁”之令)，恐其有传布误国之害。先生在泉下必备感阴冷，郁闷惨痛无以言语。

(14)、龄昌首先提出，三儒的学行都有补于“学术世道”，予以从祀本来应无愧色，但是从祀大典并不能仅仅以学问德性为依归，更要考虑时势的迁移，衡量先贤学说对世运的影响。如今“异说横流，歧学并起，中外人士每援卢骚、孟德斯鸠论著，不曰平权，则曰自由”，西人学说流传于政界，害莫大焉。《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诸篇虽然“与六经大旨不甚背驰”，但是“无如人心好奇，动引兴朝巨子与法兰西乱世之儒相提并举……好名不得志之流且借三儒著述若《待访录》等类，视为奇货，起辨言乱政之阶。”(31)这里所谓的“辨言乱政”，放在当时全国士民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国会请愿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语境中，显然是实有所指的。不过，龄昌仅以《明夷待访录》一书为由，就否定顾、黄、王三人的请祀，显然有些以一概全。相比之下，王在宣的说帖就表现的更为全面且深入。

(15)、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d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6)、秦始皇时，法家李斯主张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儒家淳于越则极力反对。儒家提倡分封制。分封制改进之后，就是民主联邦制。这导致秦始皇焚书。禁毁史书及百家言。

(17)、《顾炎武全集》主要包括九种经部，五部子部，十七部史部，集部三种等共三十四种，约1200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排版、校勘、标点，而且还以繁体排印出版，本书以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反映来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及成就，涉及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

(18)、但是，不要忘记，顾炎武法哲学也强调今人再次甄别的工作，对于历史经验的使用并非完全教条和机械。这里重要的概念是“耻”。顾炎武说：

(19)、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

(20)、又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王亦为六职之一也。未有无事而为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顾炎武认为，真正令官僚发挥作用，君主的地位反而得到保障。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

(1)、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浙江大学的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也评价全书解决了“汉学与宋学之争”、“顾氏是否崇信朱子理学”、“顾氏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争论。

(2)、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次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伤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3)、在顾炎武法哲学中，政治秩序的基础是制度，制度的基础是风俗，而风俗的基础则是基本的伦常。所谓：“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弟之实也……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

(4)、(1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卷，“三先生崇祀”条，1924年南昌退庐刊本，第14页。

(5)、以下内容整理自顾德希先生在读书会上的分享，有删改。

(6)、评弹是口头艺术，评弹的文学本，是根据史实和艺术的结合。孙惕认为，在创作中作者更侧重史实，而演员更侧重的是表演，所以文学本和演出本的转换，演员和作者之间是对立的统一体。怎么把两者弥合，寻找到一个契合点，使作品既有文学的精髓，又能体现演员的表演亮点，这个在技术层面必须取得的突破。